首先，凯尔森认为下位法是对上位法的具体化，是基于授权而非内容。

高度说明所授予香港的权力是有限度的，香港高度自治权的形式不能超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作出的规定。（四）基本法的根本原则 法规范本身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精神以指导法律解释、填补法律漏洞。

香港无证儿童案件相关诉讼始于1997年，随着案情的发展，引出了香港临时立法会的合法性、临时立法会是否有权修改入境条例，香港法院是否有权解释基本法、是否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等与基本法相关的问题。许崇德教授认为，基本法关于教科文事业发展的政策集中规定于第六章，该章虽然只有14个条文，但言简意赅、内容广泛，是港澳地区科教文事业发展的有力保证和社会文明建设方向的指针。一、构建一国两制学术话语 一国两制是党和国家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创造。许崇德教授认为，选举关系到什么样的人进入治港队伍、掌握政权的问题，因此要认真对待，要让爱国力量获得比目前更多的议席。第二，基本法的序言中明确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基本法。

可见，一国两制是我国的一项长期国策。（2）在中央享有的权力方面，外交事务、国防、行政长官的任命权，基本法的制定、修改、解释权等体现一国主权的权力由中央享有。其次，采取积极措施，切实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并在选举等制度性的环节之外，加强与民众之间的各种联系，将民众的意见与决策制定、执行和官员考核联系到一起。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下，民主最初与绝对排斥个体之私（私有财产权等）的公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并围绕此种公的理念，进行全方位的社会改造，包括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造。（3）商谈民主：通过制度化的合宪性审查机制纠正以多数决原则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之弊端，在多元社会当中实现价值整合。[38]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宪重要文献资料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95页。2.全方位：通过程序获得正当性 所谓民主不可中断的正当性链条，其中的链条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即为程序。

[34] 在国家权力的形成阶段，涉及到人民和国家权力产生之间的关系。之后，在决定作出阶段，通过特定程序，将这些意见反映到政治决定过程中，并有选择性地转换为相关的政治决定。

从这个角度来说，程序在政治决定过程中，可以分解为民意吸收程序、民意转换程序、民意反馈程序，分别对应的是决定准备程序、决定作出程序和决定监督程序。总结来说，以形式民主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对于国家权力的制度化构建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以实质民主为依归的人民民主则对于加强政治决策的民主基础，实现决策的以人民为中心，具有重要作用。近代中国围绕民所展开的革命或者制度革新，并非完全继受西方的产物，而是蕴含了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在内。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产生了全社会泛民主化/泛政治化的弊端，全社会功能分化的状态不复存在，使整个社会的运转产生出各种问题。

通过人民民主，则可以对代议制民主进行补强。通过上述方式，二元代表结构使民与政、治这两个领域都紧密地、尽管是以间接的方式结合到一起，而不至于使其脱离群众。[43] （二）实质民主之实现：全覆盖 国家权力的整个运行环节，都离不开民主的制度支撑。正是在这个环节，各国的民主制度呈现出了显著分野，比如国家权力分配模式、民主代表的制度逻辑、选举制度的类型以及政党制度等等，都面貌各异，其差异的根源可以归结到各国民主理论之不同，这种不同可以归结为中国将实质民主的理念融入到了国家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当中。

一方面，在代表选出过程当中，可以基于人民民主的理念，保持与民众最紧密的联系，实现最广泛的代表性，并且对相应的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对待。[14]参见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载《法学研究》2017第2期，第3-12页。

近代以来，国家与宪法形成了一种依存关系，制宪对于国家建构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正当性意义。宪法上不可或缺的民主正当性要求，在人民与被委托以国家职权的机关及其职位担当者之间，必须存在一条不间断的正当性链条。

关键词: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这一不可中断的民主链条中，立法、行政、司法、监察等诸项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人民的授权和民主的控制。[16]关于同一化的直接民主的批判，可参见 Bockenforde, Demokratische Willensbildung und Reprasentation, a. a. 0., S. 33ff. [17]C. Schmitt, Die geistesgeschichtliche Lage des heutigen Parlamentarismus, 7. Aufl., Duncker Humblot, Berlin 1991, S. 8ff. [18]如《宪法》第48条对妇女权利的特殊保护、第49条对母亲和儿童的特殊保护、第45条的物质帮助权以及对少数民族的相关保障措施。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写入宪法正文（《宪法》第1条第2款），使宪法中形成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他国家机构的政治结构，形成了中国自身独特的民—政—治的治理结构，实现人民、政治方向设定、国家权力日常运作三者之间既独立、又相互影响的关系，并充分体现于中国的政法逻辑当中。代议民主与人民民主，二者是理念上的二分，但实践中，却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合宪性审查制度所体现的不是一种以多数决原则为基础的代议民主理念，而是体现了以共识为基础的商谈民主理念，并在更高意义上，融入到人民民主的过程当中，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环。

施米特所批评的议会主义缺乏真正的讨论精神、缺乏公共性、会陷入到纯粹的多数计算当中，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而贫富差距导致的政治参与不足等问题则益发严峻。如此一来，处于政治系统当中的民主决策就具有了对立统一的矛盾性。

二、中国宪法的民主结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规范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透视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点。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行使与国家权力的配置结构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在中国，国家权力的配置形成了议行双层的配置结构，其目的在于实现民主集中制的目标，而背后的原理则是政治系统内部为应对复杂性而形成的民－政－治的内在分化。

此种意义上而言，合宪性审查制度有助于在共识意义上实现民意，而将少数群体同样涵括到基本权利保障的体系当中。如前所述，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的结构当中，政治方向才能得以把握，集中的政治决断才能作出，并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设定政治前提，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传导至治这一国家权力日常运作的领域。

参见E.-W.Bockenforde,Demokratie als Verfassungsprinzip,in:J.Isensee/P.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3. Aufl., Bd. II: Verfassungsstaat, C. F. Miller, Hei-delberg 2004, S. 437-445. [41]N. Luhmann, Legitimation durch Verfahren, Suhrkamp 1978, S. 11ff.[42]Ebd.,S.38ff. [43]对决定者的监督，最典型的是《宪法》第41条第1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来源：《当代法学》2023年第1期。在政治决定作出之后，又可以设置相应的监督机制，通过相应程序对决定者以及决定本身进行监督。这意味着，所有国家权力都来自人民，并由人民以选举和投票并通过特定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来行使。

其具有如下几种特点：首先，与近代以来的民权解放相关联，人民民主的观念要求对弱势群体进行实质性的救济。随着价值的祛魅，人们认识到追寻实体正确性的局限，开始重视程序的功能与价值，程序正义的观念得到凸显。

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这三重特点。如何填补这一差距，就成为民主理论所必须克服的核心问题。

最后，在政治决策方面，以多数决原则为基础，但又超越单纯形式化的多数决原则，在公共讨论和协商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贴合共识，以作出正确的、最符合人民意志的政治决策，将实质的价值理念反映到其中。以行政机关为例，行政权行使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则为法律保留原则，任何国家公权力的行使都需由法律或者法律授权的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作为基础，即使行政权的行使在许多情况下都保有裁量空间，但该裁量空间的框架、范围等均需有明确的法律基础。

人民的最广泛参与性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非正式机制、党政之间的制度化联系，转换为政治系统的决定。[18]其次，与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相吻合，人民民主要求对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联系提升到更高的层面，人民民主具有弥合阶层差异的功能，本质上承担了涵括的任务要求。[33]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表明我国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和行使者是分开的，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但人民并不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而是通过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来行使国家权力，这是一种代议民主的机制。因而，中国宪法的制度设计，很好实现了民主这一政治过程的双重功能，即塑造国家权力并对政治决定的前提（即选出政治上可靠的人员/公务员以及设定政治上可接受的决定程式）施加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既是人民民主的体现，又内嵌在正式的国家权力结构中，助推着人民民主的实现。[44]同时，合宪性审查这种带有商谈民主色彩的机制，是一种纠正机制，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价值碎片化和价值虚无的状况，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实现价值整合，即在谋求最大程度共识的基础上作出价值决断。

基于以上考量，在民主制度建构时，需要将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结合到一起，并形成一种互补。因而，在民主当中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四方面的方式，将人民意志反映和体现到国家权力的运行当中：（1）国家意志形成过程中（政治方向和政治决策中）的人民意志体现。（2）实质民主：实质性地保障民众的广泛参与性。